吴敬琏，自以为是中产阶级的韭菜

吴敬琏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虽然他和别的经济学家们一样，从来没有成功预测过一次经济危机。我不懂经济学，但吴敬琏说过“中国的股市就是赌场”这种话，我就觉得他是很厉害的样子。

昨天，看到了吴敬琏的一篇文章《吴敬琏评极左与极右》，他在这篇文章里，通过分析西班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得出来一个观点，那就是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

这句话当然是没毛病的，但就像一个医生告诉你，要注意均衡饮食，吃饭荤素搭配一样，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即使大家都均衡饮食，仍然会有人得病。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并不一样。

一切不结合具体情况的讲大道理都是耍流氓。

那么我们自己到底会怎么样呢？吴敬琏是这么说的：

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吴敬琏顺势提出了“中间力量”这个概念，按照他自己说的，这个“中间力量”也就是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提法：“中产阶级”。

文章里是这么解释这股中间力量的：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和知识阶层开始壮大。在新的社会力量的孕育下，产生老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于是，新中等阶层就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

按照吴敬琏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旧社会制度没有产生中产阶级，但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中产阶级，这股中间力量就会主导社会发展，这样我们就会摆脱以前的那些必须在暴君和暴民中二选一的历史宿命。

港真，吴敬琏的这个说法听着是很有道理的，但问题是，今天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和欧洲那些曾经主导了社会发展的“中产阶级”真的是一个东西吗？

现在一提“中产阶级”，就是受教育程度、每年挣多少钱这些标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在西方，“中产阶级”这个词的出现，为了区别之前的贵族、平民阶层，欧洲的最早的中产阶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西方今天的公民社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中产阶级在里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早欧洲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独立于贵族和国家的第三股力量，这股力量的特点不仅是经济上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还有在政治上有对民主、法治的诉求。

西欧中产阶级在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中，受到了洛克的权利理论的支持，他们有权利义务的学说，契约学说，侵权、选举等等与法治有关的理论和实践。因此，他们具备较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

而吴敬琏所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和上述根本就是两回事，因为我们有的是只有“中产阶级”经济属性，但完全没有“中产阶级”政治属性的假的中产阶级。

他们只是“自以为是中产阶级的韭菜”。

吴敬琏说的那种能够主导和推进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而我们这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为啥？你看看马云、王健林和许家印的现状就知道了。

他们都不敢说自己是资产阶级，别人敢吗？

另外，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如果单纯按照收入标准，我们的“中产阶级”里还有一个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这也是和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倒是和吴敬琏说的“旧社会”结构有点相似。

其实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真有了和西欧当初一样的中产阶级，也不能说就一定能怎么样。

在学界，对所谓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的评价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还有人认为，“中产阶级”只是一个空洞松散的概念，它在历史上的作用被过度浪漫化了。

虽然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还没找到一个公认的建设真正理想社会的共识，但是人们总是希望能有一种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

最后再说说吴敬琏提到的“极左”和“极右”。

西方的“中产阶级”有保守性也有进步性，因为他们是制度的受益者，天然就有保守性；因为他们又有自我意识，对社会发展有追求，于是又有进步性。这就形成了左派和右派。

吴敬琏的文章里反对“极左”和“极右”导致的社会动荡，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西方的左派和右派的概念，说的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和右派。“极左”和“极右”固然都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但在今天，西方的左右之争更多是在民主制度框架下的良性博弈。

然而，在一个没有真正资产阶级和XX制度的国家，自然也没有真正的“左派”和“右派”，有的只是“维护专制派”和“追求自由派”。

这也同样适合评价吴敬琏先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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